讲座中，陈福康教授首先解读了“直译”的提出和正解。他指出，最早明确提出“直译”观点的就是鲁迅和周作人，即周氏兄弟。19世纪20年代初，周氏兄弟已经在很多文章里鲜明地使用“直译”一词，特别是1925年，周作人在其译著《陀螺》的序言中精辟地阐述了有关“直译”的理论。直译必须达意，必须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，表现原语的意义。直译针对的是歪译，不是意译。直译是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。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如刘半农、沈雁冰等的支持。

陈教授提到，鲁迅关于“硬译”的提法历来更容易被误解和怀疑，由此深入探讨，揭示了“硬译”的由来和真义。1929年1月，鲁迅在其译文《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》的译后记中首次提及“硬译”，却引来一场争论。梁实秋撰文《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》认为，硬译就是死译。对此，鲁迅先生在《“硬译”与文学的阶级性》一文中针锋相对地驳斥对方的错误和歪曲，从学术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他对“硬译”的见解：一、硬译跟死译是有区别的；二、硬译的作品自有需要它的读者对象，硬译的作品主要是理论书籍；三、因为理论本来就是艰深的，所以这类译作本来就不在乎要博得读者的“爽快”；四、硬译不仅仅是为了不失去原文的风格，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新的句法，经过一段时间，这种句法有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；五、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既不曲也不硬也不死地翻译作品，“我”的译本就只要来填充从没有到较好的空间。

接下来，陈福康教授分析了“顺译”的提出及鲁迅关于“顺译”的评述。提倡“顺译”的代表人物是赵景深，赵先生认为翻译首先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，最要紧的是顺不顺。鲁迅先生将赵景深的观点归纳为一句话：与其信而不顺，不如顺而不信。鲁迅先生对“顺译”的批评也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“直译”的理论。他始终坚持一种分析的区别的态度，区别译著的内容，区别读者对象，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陈教授认为，对于鲁迅先生“直译”的理论和“硬译”的论述，任何人只要不怀有偏见，都能看到这是符合辩证哲学观点的。

最后，陈福康教授从哲学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鲁迅“直译”理论的正确性。他分别列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齐、从唯心主义哲学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朱光潜、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康等三位哲学家关于翻译原则的论述，从而有力证明了鲁迅先生关于“直译”和“硬译”理论的正确性。陈教授认为，鲁迅先生的“直译”和“硬译”理论不仅经过了历史的检验，而且也经得起辩证法哲学的检验。